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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基金通过提供资金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农村信用社都不能满足农村所有的复杂的金融需求www.17222.com

2019-10-17 17:34栏目:永利国际最新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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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信息北京5月18日电 当前,困扰我国农村信用社发展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合作制有名无实,偏离了合作金融的方向;所有者不到位,形成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人员总体专业素质较低,机构臃肿。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高伟、临沂市银监分局张强提出以下建议: 一、发展社区金融,弥补农村合作金融的空白 应该如何弥补农村合作金融的不足?如何向欠发达地区远离城郊的农民提供低廉的金融服务? 由于农信社自身长期难以化解的诸多痼疾,要想在短期内将农信社改造成规范的、农民自己的合作金融组织,实属不易。现在农发行的业务过于单一,机构臃肿,历史包袱重,截至2003年末,农发行不良贷款余额3903亿元,不良贷款率高达56.55%,正面临着改革,也无法承担弥补农村合作金融不足的重任。 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可以考虑按照规范的合作制原则在广大农村,尤其是在欠发达、远离城郊的农村,发展和推广社区基金或类似的社区性金融机构,重塑一批真正意义的互助性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以满足广大农户小额、频繁的资金需求。社区基金的原始本金可以通过货币发行的方式,由政府扶贫部门向农村无偿提供,一般控制在每个社区1万元左右。我国共有72万个行政村,欠发达地区远离城郊的行政村按50%的上限估算,也不过36万个,政府只需出资36亿元,就能在欠发达地区全部远离城镇的村建立社区基金。货币就是价值符号,货币流动与财富分配是呈正相关的,只要它流向最需要资金的生产部门,并服务于生产和建设,就能创造财富。 发展社区基金作为一种制度扶贫,其效果也会远远超出单纯的现金扶贫和小额信贷。首先,社区基金坚持农户集体、自愿参与的原则,其主导者不是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而是社区农户。社区基金通过提供资金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资金循环周转使用,可以大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其次,社区基金是一笔实际存在、永久性的社区资产,而不仅仅是贷款额度,只要资金运行正常就可能使贷款本金越滚越大,长期坚持下去,可以实现扶贫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再者,在国家暂时无力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较大投入的情况下,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发展社区基金,可以为农民提供一种新的保障来源和规避风险的手段,体现党和政府的温暖。虽然这种保障程度很低,但毕竟是“有胜于无”,边际效用很高。最后,通过社区基金管理还可以提高农民自我管理的能力,使他们更积极地参与村内外公共事务的管理,促进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 上一轮农村合作基金会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基层政府的行政干预过多,90%以上的沉积贷款与行政干预有关;缺乏金融知识的农民不具备发展存贷款业务的能力。有鉴于此,在发展社区基金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坚决杜绝行政干预,摒弃官办色彩;二是不对外吸收存款,只在内部相互融资。具体构想是: 1.农户自愿认购社区基金,基金所有权归入社村民所有。只允许在社员内部借贷,严禁外借,以保证基金的安全。 2.要明确社区基金的最大借款金额(比如2000元),社区基金借款利率一般要高于扶贫小额信贷利率,以保证基金能自我运作并逐渐增加本金。 3.社区基金的借款户要始终保持在基金总户数的一半以下,以发挥未借款户的监督作用,增加借款户的还款压力。 4.社区基金原则上不以盈利为目的,每年所收利息在支付基金运作费用后60%以上必须纳入本金,其余部分可以用于风险损失的准备、照顾特困户和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社区基金的闲散资金可用于国债投资或向金融机构存款。 5.社区基金管理小组由入社村民民主选举产生,小组中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女性和贫困户代表,管理小组需定期换届。 当然作为一种新型的合作金融组织,社区基金要在制度建设到位的基础上进行试点,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再加以完善和推广。 二、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为契机,引导部分农信杜向农村商业银行转变 信贷机制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商业机制,合作制无论是从其体制本身还是现实实践都无法充分发挥信贷机制在金融资源上的最有效配置,更难以保障农信社的持续稳健运营。因此必须正视农信社的非合作制的实质,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郊,应积极引导农信社往农村商业银行的方向发展。摒弃其合作制的虚名,重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再造农信社的股份制机制。在现有农信社社员的基础上,丰富和优化股权结构,充分吸收辖区内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和其他自然人入股,吸引具备良好公司治理结构和优秀市场经营理念的经济组织进行战略性投资,将农信社改造成为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建立产权明晰、政企分开、权责分明、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让那些真正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懂得一定的经济金融知识的人作为农村商业银行的发起人和股东,而不是像现在的信用合作社,只要求股东或社员的数量和金额,而忽视了其作为一家金融机构的发起人所应具有的能力和条件。大幅提高发起人的准入门槛,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股东资格的审核,让那些讲诚信、懂管理的人成为农村商业银行的所有者,从而为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筑起第一道坚实的防线。保证所有者能真正想管6管和会管自己出资的金融机构。要明晰农信社长期被扭曲的产权关系,形成有效的产权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减少内部人控制现象,提高自我约束和控制能力。 三、精简机构和人员 目前农信社庞大的机构和员工队伍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障碍。要提高综合竞争力,就必须下大力气对目前的农信社机构和人员进行精简和压缩。在进行盈亏平衡测算的基础上,建立及时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对那些长期扭亏无望或低效网点予以撤并或整合,净值下滑接近零的农信社应责令其关门退出,以进一步发挥机构资源优势。要切实加强队伍建设,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推行绩效工资制,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力度,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健全人才竞争机制。对待老员工或文化素质不高的员工,可以考虑采取“花钱买稳定”的做法,由各单位自行负担他们的待遇,为其办理提前退休,空出的位置全部用于招收大中专毕业生,以不断增加新鲜血液,促进农信社干部职工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是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改善农村金融服务需要了解供需双方的情况。首先要了解农民需要什么样的农村金融,就是农民什么时候需要借钱。农民大体上在三种情况下可能借贷,第一种是做生意,购置大中型农用机械的时候,没有足够的资金,需要借钱;第二种情况是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每年春播的时候需要资金购买种子、化肥;第三种情况则是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子女入学的时候。当然,农民在借钱的时候也可能不做这么多的分析,他们的需要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比如从信用社借了种子、化肥钱,却给子女交了学费。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不同的资金需求需要不同的金融制度来完成。做生意或购买大型农机具的资金需求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满足,因为需要这些资金的人往往都是当地比较富裕的人,他们有资产可以提供抵押。而且,这些东西买来后也是为了赚钱的,只要这些东西赚钱,金融机构就有保障回收贷款。所以,农村金融机构更愿意把钱借给这部分人,这样的贷款需求与现有的农村金融制度的摩擦比较小。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农村金融机构没有足够的资金,信贷供给不充分,那么能否得到充足的贷款就要靠人情关系了,甚至要有一些“好处”,这也诱发了地方上的金融腐败。如果说第一种贷款支持的是农民扩大再生产,第二种贷款支持的则是农民简单的生存型经济,也就是说大多数需要这种贷款的农民基本上处于仅能满足生存的状态,手上没有闲钱。要使农田增产,就得使用良种和化肥,购买这些都需要借钱,如果当年收成不错,外出打工又挣了些钱,家里也平安无事,春贷秋还就没有问题。而一旦年景不好,或家里出了什么问题,贷款就还不起了,沉淀下来成为陈年债务,也没有资格再去贷款了。所以尽管农村信用社每年都提供种子、化肥贷款,但是由于僧多粥少,加上许多农户有陈年旧债,真正能贷到款的农户就很有限。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也是农民需要用钱的时候,现在教育费用居高不下,借钱送子女上学也很普遍。这样的钱能够到什么地方去筹集?有些关系的人可以从农村信用社贷到一些款,而一般的人就只能靠亲戚、朋友的支持了。没有亲戚朋友的帮助,就只好借高利贷。而借上高利贷以后,还款就更困难了。高利贷的规矩是,越是贫困的地方,利率越高,在一些贫困的山区,甚至月利率达到5%以上。后两种情况反映出农村信用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局限性,要解决上述农民的实际困难,就需要有其他的金融服务方式。再来看看农村金融供方的情况。现在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大体包括了如下几类:以农村信用社为主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在有些农村地区还保留了农业银行。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是农业发展银行,提供一些政策性贷款业务,如粮油收购贷款、扶贫贷款等。外援项目,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在中国农村从事信贷服务,但与正规金融不同,它们不能吸收存款,而且覆盖面很小。面积更大的非正规金融,包括一些准民间金融机构,如一些地方的扶贫社、基金会,还有更多的民间借贷和高利贷活动。这些金融活动面临法律困境,有些可能处在违法边缘。以改革农村信用社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金融改革正在进行。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有存款的支撑,农村信用社逐渐向商业银行转变: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信用社资金困难,逐渐回归到农民的合作金融组织。这些改革必将改善农村的金融服务,但是不管如何改革,作为一种正规的金融制度,农村信用社都不能满足农村所有的复杂的金融需求。可以得出结论就是:农村金融改革的任务不仅仅是农村信用社改革,而是要统筹农村金融活动,发挥多种金融主体的作用。自从上个世纪末农村合作基金会被整顿以后,农民建立自己金融服务组织就越来越困难,包括一些以扶贫为目标的准金融机构(具有金融服务的功能,却没有合法的金融机构身份)也处于金融管理制度的灰色地带。随着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深入,在逐渐确立信用社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应通过逐渐建立民间的金融组织,以提供不同的金融职能,满足不同的贷款需求。王晓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农村研究室主任。主要著作有:《村庄结构与村庄内部的紧张》、《农村工业化与民间金融》等。农村信用社是20世纪50年代初农村推行三大合作制(农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的产物。1951年的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信社,由村民自愿入股组建。1956年在全国推广开来,农信社逐渐成为农村主要金融工具。但农信社成立之初就没能确定下来产权的归属,法人治理、管理体系、资本金匮乏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农信社的发展,农信社也进行了多次改革调整,但效果不大。80年代,随着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网点逐渐向农村扩展,农村信用社的地位和作用正日益丧失,生存状况普遍不好。90年代中期金融改革后,国有商业银行为降低成本纷纷退出农村市场。农村金融的主要工具之一,农业银行也与农村信用社脱钩并逐步取消县以下网点。1988~1999年,农信社在脱钩后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合作制规划,由于对于合作制的概念都不太统一,最终导致改革“流产”。此时的农信社一方面不得不成为农村金融几乎惟一的支柱,另一方面又面临发展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其间农村资金还以每年6000亿元的速度向城市倒流),出现大面积亏损的状况。在“金融供给不足,扼住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咽喉”的担忧下,2003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选择了吉林、山东、浙江、贵州、江西、陕西、重庆和江苏8个省区进行试点。此次改革的重点是信用社的产权形式及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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